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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吴美娜与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政府行政征收案中，被告对涉及原告的未经登记建筑进行了初步调查和认定，但未将初步调查和认定结论于作出征收决定前送达给原告。

人权保障与人权司法保障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前者是指实体意义的人权保障，后者是程序意义的人权司法保障。[③]目前学界有一种把人权泛化的趋势，把一些与公权力无关的权利，都称之为人权。

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在我国宪治层面，没有违宪审查机制。司法机关对人权的保障则具有被动性，侧重程序上救济人权。行政复议也是解决行政争议的一项重要制度，实践中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现象比较普遍，导致复议制度的作用没有很好发挥，行政复议作为解决行政争议主渠道的定位无从体现。同时，本文也肯定了人权中的权利的转化与具体化在新行政诉讼法取得了明显进步。

所以，个人与个人之间权利冲突，并未均属于人权范畴。【刘志强主持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权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变迁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2BFX014）。宪法权威的丧失，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深层次的问题是传统和谐政治对制约政治消解的结果，人们习惯上将国家权力作为一个整体对待，仅有的分工只是对整体权力行使方式一种结果。

其次，联邦最高法院担任宪法守护者也是宪法结构需要的必然结果。而其他各级法院根本没有任何违宪审查的权利。而国家作为法的主体，其享有权力的特性决定了其天生就会走向专断和压迫的危险，在国家缺少自律的情况下，必须由宪法来规范它。[23]根据1990年《苏联宪法监督法》规定，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的职权主要包括：审查苏联法律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其他文件的合宪性。

有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以人民代表大会体制为前提，采取分两步走的方式，先设立直接对全国人大负责的宪法委员会，然后再使之演化为宪法法院{30}。总统通过决断，才能保证国家的统合性。

正因为美国具备这个原则，所以最高法院才适合担当宪法守护者。根据《立法法》规定公民个人享有审查建议的权利，这似乎具有一点司法审查的味道，但是仍然处于立法机关自我审查的范畴，任何一级法院并不享有司法审查的权力。因此，宪法重要不是体现在非常状态时刻的宪法政治，即马克·图什内特所说的广大公众使宪法在政治上活跃起来[9]。另一方面，因为对违反宪法的立法行为缺少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导致违宪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宪法惩罚。

将帝国总统看作是宪法的守护者，而排斥魏玛宪法构建的国事法院，这的确与主流宪法理论不同。德国国事法院不同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国情也不同于英美的司法国。（五）本基本法规定之其它案件。法院对立法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审查，可以防止多数民主暴政和行政权力的压迫，从而将政府行为控制在宪法界限内，最终保障人权。

而另一个词Keeper的含义为看守人、保护人、饲养员{2}。一方面，体现行政权内部的制约，另一方而，保民官主要对任何总体上有违平民利益的行政行为有进行否决的权威，包括公民大会的法案和元老院的法令，以确保行政行为和立法行为能够体现人民利益。

联邦大总统于德意志联邦内之公共安宁及秩序，视为有被扰乱或危害时，为回复公共安宁及秩序起见，得取必要之处置，必要时更得使用兵力，以求达此目的。推而广之，让立法机关来监督自己违宪的立法行为，或者让一个行政机关来监督自己违宪的行政行为都是没有丝毫价值的。

每年改选一次，原则上每个斯巴达公民均有被选举权。除此之外，宪法义规定：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16]法国《共和八年宪法》第21条规定：所有护民官或政府认为违宪之行为，元老院（参议院）守护者都有权加以确认或使其失效。[19]这些宪法性争议包括：大臣弹劾、颠覆国家、破坏宪法秩序、宪法解释、合宪性争议案。另外，2000年制定的《立法法》，其第九十条和九十一条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和判断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提供了具体的程序。如果司法权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握有压迫者的力量。

根据社会契约，人们通过契约是为了更好地获得自由和自治，这种自由受到公意保护，每个人都是公意的一分了。马克斯?韦伯主要担心的是官僚统治不可遏制的膨胀和工具理性的统治所带来的对人性自由的破坏，即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蚀，这就是现代法治展现的图景。

如果不能保障和实现这些权利，政府的存在是没有理由的。二战之后的德国，在吸取魏玛宪政的经验和教训之后，在宪法守护者的问题上进行了创新，设立了专门的宪法法院来充当宪法守护者。

西耶斯阐述的第一和第二个阶段，实际上完整地展现了人民形成公意，制定宪法的决断过程。中国处于改革宪法时代，建立与时代背景相适应的宪法守护者对于依宪治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但是，这些条款对宪法守护者的规定比较原则和概括，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混淆了宪法监督和法律监督的主体。最后他抛出了自己的核心观点：宪法政要在于广大公众使得宪法在政治上活跃起来。规范论意义上的宪法主要是指宪法是以根本法存在的。陪审法庭是最高审判机关，审判各种案件，受理中诉，对公民大会的决议具有最后的核准权，并且负责监督各种官吏（[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从古雅典至今的宪政史》，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但是，英国《大宪章》却是个例外。当然，历史上还有一类最重要的宪法守护者，即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

但是，宪法规范的效力来自何处呢？凯尔森只能将其归结于理论预设性的基础规范，基础规范是一切实在法律效力的终极来源。行使行政权的执政官主要由选举的两名执政官、副执政官、财务官、保民官等组成。

在这里，可以借鉴价值哲学的方法，对宪法与宪法守护者之间的价值关系进行人格拟制，即可以将宪法拟制为主体，宪法守护者被拟制为对主体需要的对象。宪法根本法必须有一个具有具体政治人格的主权承受者，而不能由某种规范来充当主权。

从应然的角度来讲，宪法守护者应该由法院（普通法院或者专门的宪法法院）来担任。中国宪法守护者构成人员的专业性就远不如国外：一方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由于人数的众多和议题的分散化，以及大量的非法律事项，这些都决定了全国人大不能集中精力讨论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宪法监督问题。相反，宪法之所以重要，乃是日常政治之中宪法对政治规范化以及对个体权利的保护，即宪法将公民的一些自由权项上升为宪法基本权利，并通过司法的方式保障这些基本权利的真正实现，进而实现了宪法主观权利体系和客观价值秩序的有机统一。总统作为宪法守护者的具体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总统具备了中立性和权威性品质。

（二）中国宪法守护者完善的路径选择 中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征服美塞尼亚之后，五长官的权力逐渐增大，不仅可以监督斯巴达城邦的一切官员，而旦后来竟然有权审判以至处死国王。

因此，不管宪法文本制定得有多完美，如果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而无法得到实施，这样的宪法就是缺乏实效的。而设立的宪法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并列同样的问题也会发生，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属于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其宪法地位和全国人大具有同一性。

既然都是国家权力，没有必要搞斗争和制约哲学，配合和协调才是主要的。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的脑海中还残留着为了宪法而与政府奋战百年的现象，因此，人们也就不会在行政权的范畴里寻找宪法的守护者{7}，因此，守护者必须具备中立性。